一点书摘。

一个半房间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

译丨黄灿然

我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使他们获得若干自由空间：这空间的多少则取决于愿意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我想让玛丽亚·沃尔佩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获得在“异域良心准则”下的现实，我想让英语的运动动词描写他们的活动。这不会使他们复活，但英语语法也许至少可以证明是一条比俄语更好的逃跑路线，使他们逸出国家火葬场的烟囱。用俄语来写他们，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被禁锢，进一步把他们变得微不足道，最终变成机械式的消灭。我知道，不应把国家与语言等同起来，但是当两个老人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穿梭，希望在他们死前获准去外国探访他们唯一的儿子时，却是俄语在连续十二年间被用于一遍遍告诉他们，国家认为这样的探访是“无意义”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话语的一遍遍重复，证明国家与俄语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此外，即使我用俄语把这一切写下来，这些文字在俄罗斯也将不见天日。谁会读到它们呢？少数其父母在同样环境下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侨民？这个故事他们太熟悉了。他们知道不准他们去看临终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知道当他们提出要求紧急签证去出席某位亲人的葬礼的申请之后，那没有回音是什么感觉。接着是太迟了，于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放下电话筒，出门，走进异国的下午，充满某种既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哀号足以表达的感觉……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安慰他们？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也没有任何手中握笔的人可以修补这些灵魂；不，这工作只有全能者才可以胜任，这也正是他终日在做的事情。因此，但愿英语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我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或信。不过，对玛丽亚·沃尔佩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来说，英语提供了一种与死后生活更好的相似性，也许是除我本人之外唯一的相似性。至于我本人，用英语来写这篇文章就如同洗碗碟：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

我准备相信，俄罗斯人接受断绝关系，要比任何其他人困难。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居的民族，比起其他欧洲大陆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就更安居了，因为后者到处走动要多得多，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汽车且谈不上有什么国界。对我们来说，一个公寓单位是要待一生的，一座城市是要待一生的，一个国家是要待一生的。因此永久感也更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丧失感。然而一个在五十年间把近六千万生灵丧失给国家的民族（包括两千万死于战争），肯定有能力将其稳定感升级。原因之一是那些丧失是为维持现状而招致的。

因此，如果说你老是想着这一切，那不一定就是遵照故国的心理构成。也许导致这种发作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现在与记忆中的事物的不可兼容性。我认为，记忆反映你的现实的质量，一点不逊于空想。我面对的现实，与那一个半房间及其两个与我相隔一个大洋并且现在已不存在了的居住者没有关系，也没有相似之处。就选择余地而言，我想不出还有比我现在置身的地方更戏剧性的了。这种差别，是两个半球之间，夜与日之间，城市风景与乡村之间，死与生之间的差别。仅有的共同点是我自己的精神状态和一部打字机。而且还是不同的构造和不同的字面。

我想，如果父母生命最后十二年间我在他们身边，如果他们临终时我在他们身边，夜与日之间或俄罗斯一座城市里一条街道与美国乡村一条小巷之间的对比就不至于这么强烈；记忆的鲜明就会让位给空想的不着边际。那纯粹的折腾就会使五官迟钝得足以把这场悲剧视为自然的悲剧，并以自然的方式把它抛诸脑后。然而，有些事情要比事后回顾起来时权衡你的选择更徒劳；同样地，一场人为悲剧的好处是，它会使你注意那人为的诡计。穷人往往会利用一切。我利用我的内疚感。

这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情绪。毕竟，每个孩子都对父母怀有内疚感，因为他多少知道，他们将先他而死。因此，他只需要让他们死得自然就可以减轻他的内疚感：死于疾病，或年老，或两者。不过，你可以把这种承认有罪以获轻判扩大至一个奴隶之死吗？一个生而自由但其自由被更改的人？

我收窄这个有关奴隶的定义，既不是基于学术理由，也不是因为缺乏大度。我愿意承认，一个生于奴役的人，要么是通过遗传了解自由，要么是通过知识了解自由：通过阅读或者道听途说。然而我必须补充说，他对自由的遗传性渴求如同所有的渴求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连贯的。它不是他的思想或四肢的实际记忆。因此才会有见诸很多革命的残忍和盲目的暴力。也因此，它们才会失败，也即导致独裁。死亡对这样一个奴隶或其亲属来说，似乎是一种解放（小马丁·路德·金著名的“自由！自由！终于自由了！”）。

但一个生来自由却以奴隶身份死去的人又是什么情况？他或她——暂且让我们不去考虑与基督教会有关的概念——会认为这是一种安慰吗？嗯，也许吧。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终极侮辱，是对他们的自由难以逆转的终极窃取。这就是他们的亲属或子女会认为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最后的窃取。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去买一张前往南方的火车票，想去矿泉水疗养院。她在区发展局连续工作了两年之后，有二十一天假期，而她要去那家疗养院是因为她的肝病（她从不知道那是癌症）。在市售票处，在她已花了三小时等待的长队里，她发现她用来买火车票的四百卢布被人偷去了。她悲痛欲绝。她回家，站在我们的公共厨房里，哭个不停。我把她领进我们那一个半房间；她躺在她的床上，继续哭。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从来不哭，除了在丧礼上。

最后，父亲和我凑出这笔钱，她便去了疗养院。然而，她哭的不是那笔失去的钱……眼泪在我们家里是少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俄罗斯也是如此。“把眼泪留给更严重的场合吧。”“我小时候她会这样告诉我。而我想，恐怕我做的比她想要我做的更成功。

我想，大概她也不会同意我写这些。当然，父亲也不会同意。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当某件应受斥责的或可怕的事情逼近他时，他的面孔就会显露出一种难受但同时挑战的表情。仿佛他在对某种他一开始就知道比他强大的东西说：“来试我吧。”“你还能期待这个败类做什么？”是他在这类场合会说的话，说罢这句话，他会不再去计较，而是顺从。

这不是某种牌子的斯多葛主义。在那时的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采取其他姿态或哲学的余地，不管那是多么极小化主义的姿态或哲学。

那现实迫使你放弃任何信念或良心不安，因为它会要求你绝对服从这些信念或良心不安的对立面的总和。（只有那些没有从劳改营回来的人才称得上是顽固的；那些回来的人的每一根骨头都跟其他人一样易弯。）然而，这也绝非犬儒主义，而只不过是在完全耻辱的情况下试图挺直你的腰板；试图睁大你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眼泪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们要找一句格言来描述他们的存在，他们可能会从阿赫玛托娃的《北方哀歌》中摘取几行诗：

如同一条河流

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

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河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继续滚动。

而我不认识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他们很少跟我谈起他们的童年，他们各自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我只知道，我的外祖父是那个帝国的波罗的海省份（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的一个“辛格”牌缝纫机推销员，祖父是圣彼得堡一家印刷所的老板。这种缄默，与其说跟遗忘症有关，不如说跟在那个强大时代隐藏他们的阶级本源以便于生存有关。虽然父亲善于讲故事，但他一提到中学时代的奋斗，就立即被母亲的灰眼瞟来的警告信号制止。母亲自己要是在街头听到或从我某些朋友那里听到一句法语，甚至不会眨一眼，尽管有一天我看见她在读我的诗集的法语版。我们对望了一下；接着，她便默默地把那本诗集放回书架，离开我的自由活动空间。

一条改道的河流奔向其陌生的、人工的三角洲。谁可以把它消失于这个三角洲归咎于自然原因呢？而如果你可以，那么它的水道呢？那么人类被那外部力量缩减和误导的潜能呢？有谁来解释它是怎样被改道的？可有任何人？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也即这种有限和被误导的生命可能会在其过程中产生另一种生命，例如我的，这另一种生命如果不是恰恰因为那被缩减的选择，则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不，我知道可能性的法则。我并不希望我父母不相识。我问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我是一条被转向、被改道的河流的一个三角洲。最终，我想，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那么，我问自己，自由变成奴役，是在何时何地获得这种不可避免的地位的？它是何时变成可接受的，尤其是对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来说？在什么年龄改变自己的自由状态最无害？在什么年龄这种改变最不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痕迹？二十岁？十五？十？五？在子宫里？这是一些修辞性的问句，不是吗？不完全是。一个革命者或征服者至少应知道正确答案。例如成吉思汗就知道。他只是把任何其人头达到马车轮毂以上的人斩掉。那么就算是五岁吧。但在1917年10月25日，我父亲已经十四岁了；我母亲十二岁。她已经懂一些法语；他懂一些拉丁语。这就是为什么我问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它的缺失的一个标记是它保留奇数的东西。例如我们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当时是五位数，那是我们在战争刚结束时就拥有的。它是265-39，而我猜，我仍能记得它是因为那电话安装时，我正在学校背乘法表。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如同我们最后一个电话号码，也即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电话号码已经没有用了一样。我记不住它，那最后一个，尽管在过去十二年间我几乎每周都打它。由于不能自由通信，我们只好打电话：显然，监听电话要比彻底检查然后送一封信容易。啊，那些每周打往苏联的电话！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我们在电话中没有交流太多，我们必须寡言少语或拐弯抹角或委婉含蓄。主要是谈天气或健康，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一件主要的事情，是听对方的声音，以这种动物的方式使我们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放心。它几乎是非语义学的，难怪我想不起任何特别的细节，除了父亲在母亲住院第三天的回答。“玛西亚怎样？”我问。“嗯，玛西亚已不在了，你知道。”他说。之所以使用“你知道”，是因为在这个场合，他也试图保持委婉。

要不然，就是一把钥匙浮上我心灵的表面：一把长长的不锈钢钥匙，带在我们口袋里非常难受，然而却可以轻易地放在母亲的钱包里。这把钥匙用来开我们那道白色高门，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它，因为那个地方已不存在了。我怀疑，此中并没有什么性欲象征，因为我们三人各配了一把。就此而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想起父亲前额、下巴上的皱纹，或母亲那微红的、有点儿红肿的左脸颊（她管它叫作“植物神经官能症”），因为不管是那些标志或他们的其他特征，也都已不再存在了。只有他们的声音还多少留存在我的意识中：大概是我自己的声音混合了他们的声音，如同我的外貌必然混合他们的外貌。其余——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衣物、那个电话、那把钥匙、我们的私人物品、家具——全都不存在了，也永不会再找到，仿佛我们那一个半房间被炸弹击中。不是被中子弹，因为中子弹至少会把家具完整地保留下来，而是被时间炸弹，它甚至会粉碎你的记忆。那座大楼依然耸立着，但那地方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新住户，不，军队，搬进来占据它：这就是时间炸弹的功用。因为这是一场时间战争。

他们喜欢歌剧咏叹调、男高音，以及他们青年时代的电影明星，对绘画不是太在乎，对“古典”艺术有所了解，享受解开猜字游戏之谜，对我的文学追求则感到迷惑和困扰。他们觉得我错了，担心我正在走的路，但尽他们所能支持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后来，当我能够在这里那里发表作品时，他们感到高兴，有时候甚至感到自豪；但我知道如果我仅仅是一个书写迷和失败者，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爱我胜于他们自己，并且很有可能一点也不理解我对他们的内疚感。主要问题是餐桌上的面包、干净的衣服、保持健康。这些是他们的爱的同义词，而这些同义词要比我的好。

至于那场时间战争，他们勇敢地战斗。他们知道一个炸弹即将爆炸，但他们从来不改变战术。只要他们是直立的，他们就会到处走动，给那些卧床不起的朋友、亲戚购买和送去食物；为那些偶尔处境比他们糟糕的人送去衣服或他们能够凑出来的钱，或提供庇护。就我记忆所及，他们总是这样；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心里觉得如果他们对某些人好，会以某种方式被老天知晓，于是有一天也会得到同样好的对待。不，这是性格外向者的自然而不计较的慷慨，这种慷慨现在也许会因为我——它的主要对象——已走了而变得更明显。而这也是那最终有助于我接受我的记忆的质量的东西。

他们希望在死前见我一面，与冀求或企图回避那爆炸无关。他们不想移民，在美国度过余生。他们感觉自己太老了，无法承受任何种类的改变，而美国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他们可以跟儿子见面的地方的名字。只有当他们怀疑一旦他们获准出国，他们是否有能力旅行时，美国对他们来说才真实起来。然而，这两个衰弱的老人试图与那些掌管批准出国的败类玩的是什么游戏！母亲会独自申请签证，以表明她不打算叛逃美国，表明她丈夫会留在国内充当人质，以保证她会回来。然后他们会互换角色。然后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停止申请，假装他们对此事已失去兴趣，或向当局证明他们明白在美苏关系这种或那种气候下批准他们出国有多困难。然后他们会申请仅在美国逗留一周，或申请去芬兰或波兰旅行。然后她会前往首都，求见那个国家里相当于总统的人，敲那里外交部和内政部所有的门。一切全是徒劳：那个制度，从最上层到最底端，从不犯哪怕一个错误。就制度而言，它真足以自豪。但话说回来，无人性永远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容易建构。这个工作，俄罗斯从来不需要进口什么技术。事实上，唯一使那个国家变富的办法，是出口这技术。

有两张父母拍摄于他们青年时代、他们二十多岁时的照片。他站在一艘蒸汽船的甲板上：一张微笑欢畅的脸，背景是一个烟囱；她站在一节火车厢的踏脚板上，娴静地挥着戴小山羊皮手套的手，背后是列车长制服的纽扣。他们都还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当然，他们也都还不是我。何况，你不可能把任何客观地、有形地存在于你自己的皮肤外的人设想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但妈和爸／不是两个别人”，如同奥登所说的。虽然我无法重新活一遍他们的过去，哪怕是作为他们任何一人最可能小的部分，但既然他们都已客观地非存在于我皮肤外，那还有还什么可以阻止我把我自己视为他们的总和，视为他们的未来呢？至少，这样一来，他们现在就自由如他们出生时一般。      

那么我是否应当拥抱自己，设想我正在拥抱母亲和父亲？我应否满足于把我头颅中的内容当作他们在尘世上剩下的东西？很可能。我大概有能力消受这唯我论的盛宴。而我想，我可能也不会抗拒他们收缩至我那比他们小的灵魂的尺寸。假如我可以这样做。那么我是否也要对自己喵，在说了“奇莎”之后？还有，在我现在居住的三个房间中，我应选择奔向哪一个房间，使这喵喵声听起来比较可信？

我是他们，当然；如今我是我们一家。然而由于没人知道未来，我怀疑四十年前，在1939年9月某夜，他们心头是否想过他们正在孕育他们的出路。我想，至多他们只会想到要有一个孩子，建立一个家庭。他们还相当年轻，此外还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不会意识到在他们出生的国家，如今是国家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家庭，以及决定他们是否要有一个家庭。当他们意识到这点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除了希望。这正是他们直到死时都在做的：他们希望。他们是有家庭观念的人，不可能不这样做：他们希望、计划、尝试。

为了他们，我愿意想象他们不允许自己把希望构筑得太高。也许母亲会允许自己这样；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因为她本性善良，而父亲不会错过任何向她指出的机会。（“没有什么东西，玛鲁夏，”他常常反驳说，“比自我投射更不费钱的了。”）至于他，我想起我们两人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起走进夏园，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或者也许是十九岁。我们在一个木盖亭子前驻足，海军乐队正在里面演奏古老的华尔兹：他想给这个乐队拍照。这里那里耸立着一些白色大理石雕像，点缀着豹斑和斑马斑式的阴影，人们沿着沙砾路面曳步而行，儿童们在池畔尖声叫喊，而我们在谈论战争和德国人。我发现自己一边望着军乐队，一边在问他，在他看来，哪种集中营更可怕：纳粹的还是我们的。

“至于我本人，”他答道，“我宁愿在火刑柱上一下子就烧死，也不想慢慢死去并在那过程中发现什么意义。”接着，他继续拍他的照片。

      
1985年